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顾海兵

　　二十多年来，多少写过一些书评或准书评的文章。以我愚见，书评至少可以有两类四种。一类是直接书评，一类是间接书评。直接书评是就书论书，一种是学术性的，一种是宣传性的或广告性的；间接书评是就书论己，所评之书只是背景、由头、切入点，目的是表述自己的观点，一种是论证自己的观点，一种是反驳他人的观点。 写哪类的书评，大概取决于所评之书的内容与质量，评论者的偏好与境况。以本人而言，对质量有异议的，多是直接书评；对质量无异议的，甚至觉得有点“自卑”的，多是间接书评。今日面对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的新著《教育熊视》，我只能写点间接书评或书序了。

　　要给丙奇的新著《教育熊视》写点直接书评，大概有点难。一则不具有丙奇对大学教育关注的宽度，二则不具有丙奇对大学教育关注的深度。记得三年多以前，那时与我尚未谋面的丙奇寄来他的大作《大学有问题》，我写了名为“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的短评（序三），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我与作者丙奇不曾谋面，居住场所相距数千里。但对于中国大学问题的共同忧患使我们有缘相识。对大学问题的研究本不属于我的专业，只是因为在高校工作生活多年，总有一些所思所想，因而，近些年来断断续续写了数篇有关教育的文章。丙奇在电话中说，“您的大作早已拜读，受益良多”。其实，丙奇过奖了。至多，我只是比丙奇早几年关注了大学问题。虽然先者为师，但师者不会贤于生者。论雅、论俗我是远在丙奇之下，如果考虑到我的年龄比丙奇要大一轮多，则可比性差距更是突出。从这一点说，给丙奇的书稿写书评我不是合适人选，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篇文章也不宜视作书评，只是把我读完丙奇这部书稿所受到的启发写出来，可谓不吐不快。”（熊丙奇，《大学有问题》，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现在勤奋高产而优质的丙奇，又将一本沉甸甸的力作呈现在我面前，希望我写点什么，着实让我诚惶诚恐，但我又必须硬着头皮向前走。就书本身而言，我只能首先是学习；但就书之外而言，我又不能只是学习、学生，我应该有所表达、也能够有所表达。沿着3年多以前的思路，我就丙奇的《大学有问题》写了“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的评论，今日，我大概应该而且只能写“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如果说问题大学还是承认目前的大学还是大学的话，则“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就要反思这一自然而然的前提了。

　　什么是真正的大学，全世界不会有统一的定义，也不应该、不可能有统一的定义。现在我们所说的大学，不管你如何定义，现在可以断定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另有说法是，9世纪摩洛哥的加鲁因大学、10世纪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见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1782页。此处不作评论）。依据专业的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2、13世纪，由于工商业繁荣发达，各大城市先后出现了大学。最早有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12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开始出现了最早的大学。13世纪后，欧洲各国增设了一些大学。中世纪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者是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董纯才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93页与273页）。显然，这里的大学决不等同于高等教育机构，决不等同于具有大学性质的教育机构，大学是教育机构，更是研究机构、交流机构，2千多年前的所谓太学、国学、国子监、书院等纵然有大学性质，但绝不等同于大学，就像我们说：猿人具有人类性质，但还不是人类，仍属于猿类，人类是指从智人开始（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866页与2337页）。或者就像我们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具有企业性质，但决不是企业、决不是真正的企业。

　　那么，在大学于中国诞生至少100年的今天，怎么会提出“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这样的问题呢？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是存在真正的大学的，比如1937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合的、校舍相当于建筑工地上的临时民工住房的西南联合大学。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1966-1976年文革灾难时期的中国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大学了。

　　那么，今天呢？“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也许，三年多以前，我给丙奇的大作《大学有问题》作评的时候，我还没有这样的疑问。然而今天，我多少有点疑问了。我以为，不管真正的大学有什么标志，但是真正的大学一定没有这样的标志：行政级别或官级，以及由此派生的官员膨胀（大学内部的管理当然有层级，但决不是官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大学开始有了红头文件规定的公开的铁定的行政级别。正如丙奇在书中所说（当然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也早已说过）：

　　“大学的行政化，早已被诟病，被认为是影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最大障碍，但是，近年来，大学行政化的趋势，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走势坚挺。其中，将部分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确定副部长级，按副部长级干部的级别来配备，是最明显的标志。有人认为，将大学分为副厅（专科层次高校）、正厅（本科层次高校）、副部（目前有30多所重点高校），是让大学处于不平等竞争。而事实上，学校行政级别的最大影响，在于领导的办学价值取向，首先是官员立场，其次才是教育者立场，行政级别的差异将诱导高校领导为追求级别而追求大学的办学层次，而行政级别与社会官场的对接，直接导致高校领导看重政绩以及仕途发展而可能置教育规律于不顾，乐于追求短期效益、完成数字指标。一些副部长级高校之所以设置3个常务副校长，基本上不是出于办学需要，而是出于级别考虑，因为“常务副”是正厅级，而“一般副”则是副厅级。┅┅

　　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在谈教育家办学以及先进的教育思想，可是，他们既不能像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那般明确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更不可能有西南联大那般的作为——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回去。今天的大学领导，尤其是“985”工程的学校，本身就是副部长级高官，而且不少属于由政府部门“空降”，怎可能不按官场规则处事？以至于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对少数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表示忧虑，认为这在影响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查阅高校网站，我们得到以下数据，985高校、211高校一般有党委副书记4名，有的985高校（亦是副部级高校）还设一名常务副书记；一般有副校长7~8名，有的985高校还设有多名常务副校长。以北大和清华为例，北京大学，党委书记1名，党委常务副书记1名，党委副书记3名，校长1名，常务副校长3名，副校长4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名，党委常务副书记1名，党委副书记3名，校长1名，常务副校长1名，副校长7名。

　　对应于这样的领导规模，高校一般拥有20~30个不等的党委职能、行政职能部处，每个部处的副处长一般有3~4名（还不包括处级调研员），也就是说，仅从机关层面分析，高校管理机构中就拥有150名左右处级干部。如果再考虑院系分党委、总支班子，院系行政班子，高校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领导职数的过于庞大，已经被充分论证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对于高校来说，臃肿的机构、庞大的管理队伍，不但花费本就不充足的办学经费，导致大学办学成本居高不小，而且，造成本应属于办学性质的教育机构，成为官场气氛浓郁的行政部门，甚至有进一步“衙门化”的趋向，大学，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行政长官办学”。

　　笔者，包括丙奇在内的大多数学者其实都认为，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这样的标志：首先，大学与大学领导没有官级以及与官级相联系的官级待遇，校长就是校长，除了校长他什么都不是，校长可以是教授，也可以不是教授是经理人，院长副院长也决不是加了括号的处长副处长；其次，教育部（厅、局）决不可以既管大学又办大学，必须像当年工商局改革那样，不能既管市场又办市场，必须管办脱钩，不能管人、只能管事；再次，必须减少大学领导数量，设校长1人，副校长不超过3人，书记1人，副书记不超过2人（校长兼任副书记，专职副书记1人，书记也可兼任副校长），取消常委设置与所谓的校长书记助理或秘书长（如果有的话），副校长本就是校长的助理，实行全委会制，消除由于大学领导太多导致其实际是在行使处长职能的现象，党政办事机构近期不超过15个、远期不超过5个；最后，大学必须实行教授治校、治学，实行以教授为主体的专门委员会决策、校长执行、党委政治领导与工会监督的大学治理结构。

　　做到了这4条，中国大概存在真正的大学；做不到这4条，中国的大学大概有其形而无其神。当然，要做到这4条，也许一些合理与部合理的法规准法规必须进行修改。

　　顺便推荐一下，丙奇的的新著《教育熊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其各章题目如下：

　　教改——是否顺应民意？

　　高考——“神奇”能延续多久？

　　大学——谁来撼动这个“衙门”？

　　贷款——2000亿究竟为了什么？

　　教师——专心教学，已是奢求？

　　学生——上学有用，读书无用？

　　助学——谁在乎受助者的尊严？

　　下跪——是一种什么教育？

　　希望与读者共飨！